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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VS戈尔巴乔夫 核心体制破解政治继承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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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改革为何成功?三大不同决定中国命运

多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末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也直接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以及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国前外长李肇星在自己的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中,披露了自己与苏联解体主要当事人戈尔巴乔夫的一次偶遇。在那次偶遇中,李肇星就苏联解体的原因向他提问,戈尔巴乔夫面色凝重地说,自己最敬佩邓小平,但俄罗斯没有邓小平。能否就苏联解体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的启示谈谈看法。

房宁: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与俄罗斯及苏联有着密切关系。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还有一个说法:俄罗斯是中国的一面镜子。的确从近代以来,曾经落后的中国一直以北方邻居俄罗斯为一个重要参照系。

就政治继承而言,其实中国与苏联有相似之处,毕竟苏联模式对中国有很大很深的影响。中国体制下政治继承同样是一个严肃而重大问题。新中国政治体制下的第一次政治继承发生在毛泽东主席去世后,而这次政治继承与苏联当年在斯大林去世后的情况很相似。在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后,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旋即发生激烈政治斗争。在毛主席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包括毛主席夫人在内的四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即“四人帮”被逮捕。此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发生极大的改变。最后,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新的最高领导层。

多维:回顾苏联解体的历史,人们看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而中国的改革成功了。苏联改革为什么失败,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对照起来有什么不同吗?

房宁:上世纪80年代,中国和苏联都面临着社会危机,都迫切需要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和苏联,改革不是哪个领导人或领导集团主张的,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当年改革不是问题,但如何改革却是个大问题。苏联也好、中国也罢,当年可是人心思变,进行改革是共识。但如何改革?谁也不知道!尤其在中国,改革更是无先例可循。这样就有一个方法问题了,事实证明,只有采用正确方法才能走通改革之路,而错误的方法会把国家引进死胡同。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改革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开始于80年代中期,二者在时间上相距不远。中国改革很快就见到了成效。我们那一代人深有感受的是中国人温饱问题的解决。新中国建立不久,为了发展农业,解决粮食问题,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8年“大跃进”时搞起了人民公社。但是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搞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居然没有解决中国人温饱问题,中间还经历了三年大饥荒,到文革时古来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都有吃不饱的问题了。而实行改革新政仅仅5、6年,即到1984年中国神奇般地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至少解决了“碳水化合物饥饿”问题。中国人基本上能吃饱饭,真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而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6年后苏联竟然解体了!对比中国和苏联改革至少有三个重大区别。

第一,“向前看”还是“向后看”。

中国改革是“向前看”,苏联改革是“向后看”。在正式拉开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共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发言,这被认为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总纲领的阐述,它为中国改革开放定下了总基调。当年中国与苏联也曾相似,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中国在“左倾”道路上越走越远,“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四清运动”,最后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一路折腾下来,国家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当时,有两大事件直接触动改革开放的政策大调整,一是广东的“大逃港”,一是云南知识青年要求返城的“大罢工”。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两件事预示着一场全面社会危机即将到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就在这一天,云南知识青年上访代表团冲破重重阻力达到北京。当时,中国社会积累了几十年的问题和矛盾,可谓积重难返,一招不慎就可能引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在这时候,如果清算历史旧账,分清历史上的是是非非,必然重新挑起内斗。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共确立的“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方针必然会落空,整个国家就会重新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状态上去,全党全民就会落入彼此仇视、彼此清算的渊薮。

邓小平看清了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存在主要问题和矛盾,他毅然决然地把中国人民的目光引向经济建设,引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相信,只有暂时放下是非恩怨,靠时间、靠生产发展、靠人民生活的改善,才能医治国家创痛,抚慰人心。

对比苏联,很不幸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向后看”,他试图以否定前人的方法获得合法性,结果挑起了社会大混乱、大动荡,把社会引向新的纷争,最后不仅是非没有分清,整个国家被葬送了。对比中国改革的成功,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把改革引错了方向。我想,戈尔巴乔夫对李肇星说“俄罗斯没有邓小平”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吧!

第二,“两点论”还是“单向度”。

中共关于改革开放有个“基本路线”,叫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新政之后,社会上十分活跃,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纷纷涌现,关于改革也有各种观念和思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各种思想碰撞达到了一个高潮。为此,会议主办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不得不找邓小平出来“统一思想”。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来到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这就是后来收到《邓小平文选》二卷中的名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篇讲话的核心思想就是两个:第一,中国必须改变过去的旧政策、旧思路,走一条全面改革开放的新路;第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内进行。

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在即将开始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时候,却要提出这“四个坚持”呢?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奥妙就在这里!当时的中国要走一条新路,但新路怎么走,改革如何搞,却无人知晓。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方法是,既然不知道改革什么,就从不能改什么入手。按今天的话说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改革设置“负面清单”,这是对改革的未雨绸缪,是风险防控。这确实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智慧,是邓小平的智慧。他以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待改革开放,他把否定“文革”左倾路线与坚持四项原则“对冲”,并以此设为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由此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修正,尽可能把风险放置于可以调整控制的范围之内。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大胆改革,成功的推广,发现错误赶快改!总之,邓小平指导的改革开放的灵活双向的。对比戈尔巴乔夫“单向度”、“单车道”的有去无回的改革,其中的奥妙一目了然。

第三,“摸石头过河”还是“一揽子计划”。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一句名言。它的意思是,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强调实践第一,从问题出发,靠问题推动改革开放,而不是事先人为地制定一揽子计划或搞什么“顶层设计”。改革开放无现成经验可循,改革现有制度和体制十分复杂,从问题出发可以避免主观性、盲目性,可以避免系统性风险,将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摸着石头过河”还有一层意思是经过试点,采用“试错法”。中国改革开放从开始时就采取试点方法,如1979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对外开放特区,对改革开放举措进行实验。在实验、试点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逐步推广。

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顶层设计”开始的。他的《改革与新思维》就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内到国际的“一揽子”方案。而社会问题是复杂的,社会进程是“单行道”,一旦失误满盘皆输,连纠正的机会都没有。苏联改革就是吃了这个亏。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当年中国和苏联都搞改革,为什么中国成功,苏联失败了?一直以来有一种很流行的阴谋论说法,说戈尔巴乔夫是个背叛者。我以为,如果从客观效果上说他背叛也不为过。但从主观上看,我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故意要把苏联搞垮。改革不是他的个人意志,而是整个苏联社会上下的共识,他不过是个主持人。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前面也说过了,简单否定过去是错误的,从根本上改变苏联制度也是行不通的。中国则不然,当时中国面临的危机和问题丝毫不逊色于苏联,甚至更为严峻,中国那套“左”的东西实在搞不下去了,必须改革,必须开放。而中国幸运的是选择和采取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联系到政治继承问题,这也是中国与苏联的一个区别。由于仓促草率的政治继承,在重要的历史关头,苏共选择了新手上路,选择了一个“局外人”。他是个一无经验、二无能力、三无资源的“三无选手”。清楚这一点,苏联改革失败就不难理解,它有着深刻历史必然性和制度原因。而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毛泽东的继承者邓小平的个人素质。邓小平是中共的早期领导人,有着长期历练、丰富经验和深厚资源。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三落三起,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因为“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文革”后这反倒成了他的巨大政治资本,邓小平因“文革”受难而拥有了更大的威望。

而即便如此,邓小平上台后,并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1981年所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一定程度上否定毛泽东“左”的错误,从而为改革开辟道路,但同时又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在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中的功勋,这样就避免纠缠于历史恩怨。邓小平对毛泽东进行“三七开”的评价,既有否定又有肯定,这样就使对毛泽东的继承拥有了历史合法性。而戈尔巴乔夫误以为否定了前人可以树立自己的威信,结果适得其反。从历史规律看,政治继承不能轻易否认前任,而是应尽可能地继承前人的合法性资源,正所谓:继往开来。

核心过渡体制破解政治继承难题

多维:你很清晰说明了苏联和中国改革在指导思想和方法的区别,说清楚了政治继承对后续政治家和政局的重要作用和影响。看来建立一个规范有序制度化的政治继承体制,对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治体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政治继承方面有什么创新或改进吗?

房宁: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从古至今政治继承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体都不能回避、十分重要,且又相当困难复杂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形成了一个新方法。我把它称为:政治核心过渡体制。

从十月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继承的历史经验教训看,政治继承中有一个两难问题,即被继承者和继承者之间的平衡问题。一般来说,老一代政治家具有成熟经验和丰富资源,但进取心和精力不足。为保持政治体系活力应当不断有新生代来接替老一代。从新生代看,他们具有朝气活力,勇于进取,但经验不足、资源不够,一旦接班难免有“新手上路”问题。合理有效安全的政治继承应该兼顾这两方面,但在实践中这两方面很难兼顾,难有万全之策。

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再一次复出后,就高度重视中共的政治继承问题。按当时是说法,这就是干部“四化”问题,即要实现中共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中年轻化是关键。但如何实现干部“四化”,实际上并不容易,开始时候只是实行了退休制度,腾出岗位让年轻干部上来。在最高层邓小平以身作则,主动选拔年富力强的中年干部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我想,这与当时苏联的做法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但事实证明,果断提拔新生代也有其问题。中共在改革开放后,连续两任总书记先后下台都未能真正接班。这给了中共领导层,也包括邓小平很大的冲击,同时也启发他们采用新的做法以解决“接班人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型的政治继承体制被选择和创造了出来。这就是我所说是“政治核心过渡体制”。先说个政治哲学问题。政治学上有所谓“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治价值观。这里说的保守与自由,与社会上以及经济学中保守与自由有所区别。政治学上,作为政治价值观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思是,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是对固有价值的坚守与回归,以保持和焕发制度的价值与活力。这有点像现在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而政治学上的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是追求变革,通过变革来求得发展。应该说,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哲学观念都是有道理的,也都是各国政治实践的历史和现实中的客观存在。邓小平创制的政治核心过渡体制,如果从政治哲学角度看,可以说是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的一种人格化的政治继承体制、接班体制。

具体来说,在政治核心过渡体制之下,作为过渡由新生代和老一代分享政治权力,从而避免权力的截然交接。在过渡阶段,由新生代负责政治权力日常运行,即由新人执掌政治体系的“前台”。而老一代资深政治家在“后台”保留最终决策和裁判权。经过一段过渡,最终把“前后台”统一起来,把决策权、执行权统统交给新生代,完成政治继承。这样体制在中国也被称为“半退制”。这样做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新生代年富力强,勇于创新,积极进取,可以带来活力,推进事业快速发展。但新生代经验不足,在探索中难免会出现失误,甚至走错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依靠老一代的经验和稳固的政治立场牵制新生代的鲁莽和轻进,规避风险,减少损失。这种体制相当于给政治权力体系加装了一道保险阀,系了上一条安全带,以确保政治体系不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发生颠覆性错误。

多维:这样的制度是一种“潜规则”吗?

房宁:不是“潜规则”,而是属于政治体制的内部制度。这是一种政治继承过渡性制度安排。我认为,在政治继承过渡期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执掌最终决策权的老一代不是事必躬亲,一般不参与日常工作,而在三种重大事务中发挥作用。这包括:重大人事问题上的参与权、表决权,重大决策的参与权和危机处理的参与权。

多维:所以中国还是很幸运的,后续政治继承的问题有可能再出现摇摆吗?

房宁:当然是幸运的了。我以前写的文章里也说过“我们是幸运的”。尽管我们不能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功于某些少数人,甚至不能归功于邓小平个人,但邓小平和老一辈领导人起到了很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几代中国人是幸运的。

至于说政治继承的稳定性、制度化问题,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苏联是一个教训,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基本的制度应该是有了,也实践过了。但能不能继续,能不能巩固,那要看发展,那是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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